过去100年来，战争发生了什么变化？国际社会是否仍有足够的能力合理地减少其对需要保护的人的负面影响？换言之，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道主义行动是否能够适应武装冲突中不断变化的现实？最近出版的《红十字国际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 of Red Cross）《战争的演变》（The Evolution of Warfare）从第一次世界大战（WWI）到今天，试图把握这一变化的主要模式。专题编辑乔治·德瓦拉泽（George Dvaladze）对本版进行了横向解读，重点关注适用于武装冲突的法律。

这篇文章是战争演变系列的一部分。

自1869年以来，红十字委员会的旗舰刊物一直被称为《国际军事社会保障公报》，后来成为《国际红十字会公报》和《红十字国际评论》（以下简称《评论》）。在名称和格式的变化中，本出版物保存了宝贵的信息和数据，有助于分析战争、法律、政策和人道主义行动的重大演变。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专题版的许多稿件主要基于评论或其前辈的文章和报告（参见丹尼尔·帕尔米耶里、伊丽莎白·范·海宁根、安妮特·贝克尔和林赛·卡梅伦的文章和意见注释，仅举几个例子）。目前为法律、政策和行动的人道主义辩论提供服务的《审查》历史上发表了大量主要侧重于法律的内容；事实上，在某些时候，它主要发布了与国际人道主义法有关的内容。最新的一期专题在法律主题的多样性方面也特别丰富。

法律的持续相关性

1864年《改善战地士兵伤员状况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 for Ameriation of the Women in Field，1864）通过50年后，这项法律再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考验。该公约是奠定现代国际人道主义法基础的国际条约。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许多武装冲突以及之后的许多冲突一样，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有时被冲突各方忽视，而且往往是大规模的。

死亡或苦难平民的图像引发的震惊、愤怒和无助，自然让一些人质疑战斗各方对国际人道主义法准则的重视程度；一些人甚至问，法律本身是否已经“侵蚀”。今天仍然有人问这些问题：毕竟，直到最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人道主义中心才主持了一次小组讨论会，武装冲突法是否处于危机之中，以及如何重新承诺尊重它 （2）。回顾过去，专题版中的几篇文章和意见说明表明，这种讨论没有什么真正的新内容。作者进一步探讨了战斗各方试图调和或工具化法律的方式，以及他们的努力是否成功地否定了法律的有效性。

EmreÖktem和Alexandre Toumarkine以达达尼尔战役（1915年）期间违反战争规则的行为为重点，分析了冲突各方所采取的政策，这些政策旨在对敌人造成偏见，或对其据称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进行谴责。他们还研究了此类政策与一般遵守法律之间的关系。他们特别将调查重点放在特定领域，例如使用哑弹和窒息性气体，以及袭击非军事物体和地点，试图确定这些指控的有效性。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尽管使用了宣传手段和其他法律工具化的做法，但交战方仍继续认真对待国际人道主义法。

关于相关主题，林赛·卡梅伦讨论了红十字委员会如何处理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指控，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交战方进行对话，以确保1906年《伤病公约》和1907年《海牙海战公约》的实施 安娜·迪·莱利奥（Anna di Lellio）和伊曼纽埃尔·卡斯塔诺（Emanuele Castano）最近讨论了交战双方之间的法律和政策讨论，试图提出反对或修改的准则，作为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修订，据称更适合战场的“新”现实。他们表示，这些政策并没有削弱法律，反而使其更加强大。它们还提供了对各种“道德脱离”过程的深入审查，旨在促进违法行为或公开为违法行为辩护。在分析的最后，他们得出结论：“国际人道主义法不仅仅是一个脱离现实的复杂（而且越来越复杂）的法律分支。相反，它是广泛共享的道德和伦理原则的体现，是一个规范性的“守护者”，反对使酷刑和接受平民死亡更为可取的道德脱离过程。“

法律的演变

随着战争的演变，法律自一战以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以更新、细化和现代化现有规则以及采用新规则的形式发生。如果要确定法律发展的主要模式，一方面是受保护人员类别的扩大，另一方面是他们应受到保护的情况